科幻学人专辑｜林健群：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评析（下）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林健群，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台湾致理科技大学助理教授。专致于晚清科学小说研究，并溯源中国科幻叙事脉络，探索民族自发的科幻想像。先后撰写学位论文《晚清科幻小说研究(1904-1911)》与《赛先生来之前——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系谱》。曾主编《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台湾科幻论文精选》，参与《中国科幻文学大系(晚清卷)》编写计划。

台湾科幻论述凝聚的主流共识，反复循环地制约影响了本土科幻的长期认知，成为菁英科幻论述批驳深陷的战场；期间虽然也有少数跳脱主流科幻论争的菁英论述逐渐成形，然而，迟滞的科幻论题，自首篇本土科幻论述迄今，仍盘踞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要津。本文援引颜文《人类工程学——兼谈〈超人列传〉与〈潘度娜〉》为基点，益加凸显此现象，针对“主流文学取向”、“现实科学主导”、“中国风格科幻”三论点，探究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在其中的对话。

上篇已论述“主流文学取向”，以下从“现实科学主导”展开。

(二) 现实科学主导

“

晓风所凭借的是文学直觉与不算富厚的科学知识，《潘度娜》的真实感似乎不及《超人列传》。《超人列传》累积了许多的环境细节，……不管这些细节是有科学根据(如此当然最好)或完全属于虚构，总之它们有加强真实感或真实幻觉的功能。……所以，写科学小说除掉一副菩萨心肠，恐怕还得做点儿Research，研究一下科学家所憧憬的纪元2000年人的形态，可能是什么模样。听说那时候的汽车可能行使在空气垫上，晓风的汽车似乎还是滚动在四个橡皮胎上。(43)

”

颜文指出《潘度娜》在创作上缺乏科学根据的想象，因此对于未来环境的描写显得“真实感”不足；或许出于当时对“科学小说”的认知，所以特别强调“现实科学”的基础。但是，将此“要求”投射到台湾主流科幻论述，遵守现实科学的论调，依然层出不穷。试探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对于“现实科学”的依赖，除了科幻文类本身的科学渊源外，着眼科幻实用性的想象，才是科幻论述难以摆脱“现实科学”框限的主因。

潘多拉魔盒

（潘度娜即潘多拉的台湾译法）▲

台湾普遍的科幻评论，将“科幻小说”视为“科学”与“文学”的交集，“科幻”始终纠缠在“科学”与“文学”的评论欲望里，难以出走，[48]“科学”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科幻的要素，打从台湾科幻初始的提倡策略就已成形。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试图改造科幻通俗形象，创造科幻文类的育成环境，于是积极谋求台湾科幻存在的“正当性”。当其选择以跻身主流为目标，强调严肃创作态度，以提高台湾科幻文学价值的同时；“文以载道”离异了科幻娱乐消遣的功能，迫使其重拾“科学救国”、“启发民智”的教化角度来发声。[49]其中对于科学的依恋，固然有近代科学兴起以来中西科学发展失衡的历史因素，然而历经清末民初“科普载具”的殷鉴，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故伎重演，虽然脱离了科普的限制，却反将气力移转到现实科学“幻想幅度”的讨论，“想象必须合理而不荒唐”的“幻想界限”[50]，导致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自囿于科学“正确性”的讲究，忽略了“科幻”中“科学”符码的独立意义。

因此，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对于“科幻”的“科学想象”，有其约定俗成的判断标准，即是以“现实科学”为基础的文类界定。观察历来的科幻论述，沈君山表示：“小说家可以运用科学作任何的想象，去满足文学目标，但却不可以违反已知的、已证实的，常识性的科学原则”(吕学海，1984)。“现实科学”成为检验科幻创作是否逾矩的表尺，却也替科幻想像的无穷空间划定框界。叶言都评审《灭》时表示：“所引据的一些科学因素也显然有问题。……以目前的科学知识判断，它绝对是有问题，也是无法办到的”(洪政铭，1988)。以现实科学成就作为“科幻想像”合理性的审查标准，将导致科幻创作停滞在“写实”的层面，节制幻想的发挥。直至黄海在2004年倪幻奖提出：“科幻小说可以是一种假想情况的描述小说，只要它能通过艺术处理自圆其说，写出‘看似合理的（超现实）想象’，寓意深远，感动读者，便是好科幻，这是我的看法。这‘合理的（超现实）想象，看似合理的（超现实）想象’，是我最近领悟归纳的科幻定义的‘最大公约数’”。虽然不再以明确的“事实”限制“科幻”创作，但是要求“想象力”必须“合理”的裁判，依旧落入“现实科学”的理路下，而非在“科幻”自成的“科学”语境讨论。

台湾主流科幻论述难以自外于“现实科学”的想象，源起文化环境对科学刺激的回响。从晚清时期，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晚清科幻小说的创作；到60年代末期，西方的“登月”宣言，促发台湾科幻创作向前迈进一步；到今日，因应科技创新的转型趋势，更被冀望再现台湾科幻风华的“盛世”。[51]回顾我国科幻小说发展，大致随着外来科学环境的变化，振兴迭起，科幻创作往往在科普需求升高时，受到瞩目而推广，外在压力的提携，凌驾文类自身的发展，因而被动拱出的科幻小说总是担负着各类实用性的目的。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亦然，当“台湾科幻小说”成为在地文学场域想象的新文类，科幻创作也就在不同的评论欲望中被呈现，尤其将科幻文类从通俗文学中抽离，台湾主流科幻论述除了重塑科幻的文学性；更对科幻中的科学投以实用性的想象，科幻小说再次成为科学焦虑下提振科学发展的载体，也为推广科幻找到了传统文化意识中“经世之学”的新时代定义。因此台湾科幻小说在严肃的创作目的下，科幻中的科学也就不得不接受“现实科学”的检验。 

除了文化环境面对科学的压力，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将科学纳入科幻要素的考虑，恐怕也受到“科幻小说”字面定义所影响。台湾科幻文类的推广，在缺乏本土科幻作品分析的情况下，仅能就有限的外来科幻著作与文类正名，揣摩科幻的形貌，尤其当“科幻小说”名称确立，科幻评论者紧扣中文字面解释，以各自的评论欲望阐述“科幻”。中文“科幻小说”的字面解读，失焦对科幻的定义判读[52]，“科”被视为判断科幻文类的关键。面对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以理论指导创作的倾向[53]，“科幻小说”名义上的判读先决地影响台湾科幻创作。相较于西方科幻经过多次科幻运动的洗礼，不仅“Science Fiction”的文类标签已无法适用科幻文类的各种形式，甚至“Science”也不在后出“SF”标签的必要条件中；[54]然而中文“科幻小说”名称，在缺少文化渊源的支撑下，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竭力定义“科学”，却在“正名”的同时，陷入释字的原罪，导致无论是“质”或“量”的解读，终究都是以“现实科学”为出发。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忽略科幻文类语境的自我诠释，即使特意解释“科学”，仍旧受制于“现实科学”的范畴中。只是科幻小说以幻想性见长，藉由“科幻语言”的累积，逐渐扩展文类疆域；如果标榜用“现实科学”来引导科幻创作，那么科幻小说局限在“现实科学”的客观规范下，反而是想象力最受限制的文类，可惜此后出的体认，在台湾科幻论述中较为罕见，难以刺激“科幻小说”中文称谓里“科学”一词的反省。[55]

近年，奇幻文学挟媒体影视风行成为台湾出版社的热衷路线。在“现实科学”的判断下，“科幻”与“奇幻”形成表象上泾渭分明的文类区分；然而自2001年《哈利波特•火杯的考验》(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赢得“雨果奖”(Hugo Awards)长篇小说奖至今，奇幻小说的获奖[56]，无论台湾科幻论述以“科幻收编奇幻”抑或“奇幻入侵科幻”(黄海，2003:3)解读此现象，“科幻”与“奇幻”的跨界合流，撼动了科幻的科学印象，当坚持现实科学的分类标准，难以自圆其说，反而更凸显划界矛盾的同时，也提供重新检视“科幻/科学”的契机。只是新的认知冲击，在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中，技巧地被“科幻”和“奇幻”的二分名词所削弱，实用想象的科学描述，仍居位科幻的正统；现实科学无法检验的幻想，被视为展现科幻容量的“他者”。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

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循着科幻与现实科学的传统渊源，加上对于“科幻”抱持特定的实用目的，在争取大众认同与理念先行的指导政治下，刻意强调科幻的“科学正当性”，试图依附科学位阶来拉抬科幻[57]，其中又以对“科幻作家的身份想象”与“科幻预言的附会”，最显见“现实科学”迷思的影响，分析如下：

科幻作家的身份想象

“

据说，晓风女士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张系国先生则在美国研究科学。……

张系国说，《超人列传》里的神怪情节，都有科学根据；晓风大概不能夸此海口吧。(43)

”

吊诡的，颜元叔在全文论述中仅于此处冠上性别称谓，我们姑且敏感地解读出其“文学女性/科学男性”性别模式的潜在意识，并认为科学背景，较有助于“科学小说”创作。对于科幻作家的身分想象，“科学男性”样板反应男性书写传统与科学权力位阶的性别历史，但是，对于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而言，强调创作者的科学背景，仍是为了维护科幻的“科学性”，建立科学推广的权威。

从五四时期延续而来的“德先生”、“赛先生”口号，到了1982年的科幻座谈会多了“幻小姐”一词，梳理创词的戴维扬言论，“‘科’好像是个‘科先生’，‘幻’好比‘幻小姐’，科比较硬一点是硬件的，幻是软件”。并将科、幻的性别套入，附会到作家的学术背景，“科幻小说，张系国写的《超人列传》可显示出他的科学素养很高，同一时期，写《潘度娜》的张晓风，就比较是从人文的观点来写，她重幻想是因她有深厚的文学涵养”(邱彦明，1982:227)。延续传统刻板的两性印象，“科幻”因而被二分为“科/男/硬/科学”与“幻/女/软/文学”的对照。如此科幻小说理应是从“幻想”角度阅读的“文学”作品，是更适合“女性文学家”发挥的园地。但是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却不然，科幻不是纯然的文学创作，“科学”要求优先于“幻想”，“幻想”只在“合理的”度量范围内被承认，是以在“现实科学”裁判的成见下，“男性科学家”身分的“科学性”保证，成为科幻创作的理想对象。基此，台湾文学场域自然接受了“科幻/科学”的共生关系，因而对于科幻创作的性别差异大多如此解释：“尤其在台湾，早年女性接受科学教育的普及性较男性为低，这也间接造成许多女性/女性作家在理解或创作科幻的难度倍增”(向鸿全，2003b:240)，“科学知识”成为理解或创作科幻的基础；然而反向观察这现象，如果“科幻”的“科”是文类语境的“符码”，而非“现实科学”的判断，台湾女作家较少涉足科幻[58]，恐怕与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过度的“科学化”所产生的观念制约，导致作家对“现实科学”焦虑而缩手有关。 

尤其当科幻推广诉诸“科学正当性”，科幻提倡者往往搬抬出科学的既有地位[59]，援引西方科幻作家的科学专业，以增益科幻文类的价值。叶李华指出：“真正的科学家都肯定科幻的，甚至投身科幻小说的创作，像本世纪科幻文坛超级大师艾萨克·艾西莫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生化科教授，同样引领半世纪风骚的科幻科普作家阿瑟·克拉克曾获得联合国等颁发的学术奖项”(陈千惠，2002)。标榜科学家跨界科幻创作，将科学家与科幻作家的身分相系联，试图营造科幻的科学位阶。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对“男性科学家”的身分想象，反映了学科权力阶序强加于科幻的作用，只是实用目的下所趋附的“科学家”身分，不仅吓阻“文学家”的科幻尝试；偏重“科学性”的推广，也窄化了国人对于科幻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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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阿西莫夫和阿瑟·克拉克 ▲

值得欣慰的，台湾女性科幻书写似乎日渐崛起，1990年《幻象》第三期制作“未来的女人”专辑，从科幻视野勾勒女性角色[60]；来年第四期又收录吴玲瑶发表之《女人与科幻》，介绍西方女性科幻作家，并指出近年来各项科幻奖竞赛“女性得奖人均有凌驾男性之势”(吴玲瑶，22)，为女性科幻书写背书。2003年向鸿全评论《台湾女作家与科幻》，阐述台湾女性科幻书写历程，善用科幻题材形塑性别理想，隐然自成新的科幻书写族群。 

科幻预言的附会

科幻小说的未来描述，为了营造一个“可信”的文本环境，往往透过“现实科学”的客观推论取信读者；读者也在文本“煞有介事”的说服下，满足对未来想象的乐趣。然而，科幻毕竟不等同于科技预测，科幻虚构无需谨守“现实科学”的规范，甚至超越读者想象的界限。科幻读者往往不会刻意检验文本的未来描述是否如期实现，反而是文本自身的想象是否矛盾。以颜文对《潘度娜》未来汽车的批评，正是一个读者与文本对“未来想象”的落差[61]，非关“未来想象”是否符合科学推论。但是，科幻书写的未来特质，毕竟提供了一种对于未来发展的想象，只是这种想象是基于“文学”上的“合情”虚构，而非“科学”上的“合理”预测。

无可讳言，严谨的科幻创作，可能循着科技发展的趋势，推论出令后人惊讶的“科幻预言”；但是更多的科幻小说超越现实科学的局限，在文本中自成一套科幻符码。然而，就主流科幻论述立场，标榜“科幻预言”的实现，是谋求“科学正当性”，提升科幻文类价值的极佳宣传。因而出现科幻想像启迪科学发明的论调，推助“科幻预言”的存在位阶。黄海指出：

“

幻想永远领先科学，科幻事物启迪指引了日后无数科学家追求实现的方向。二十世纪许多伟大的发明和科学成就，都与科幻扯上了关系，可以说科学的发展曾经在科幻的刺激下成长，科学接受了科幻的挑战，勇于将梦想变成现实(黄海，1998:113)。

”

就现实科学成就追溯其科幻创意，显露科幻本位主义态度在论述时的偏颇，误导“科学”实现“科幻”的因果链结。在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实用目的的眼界中，科幻想像被刻意解读成为科幻预言，将科幻推论从文学阅读的脉落中抽离，依附到现实科学的科技预测，因而得以攀附科学之名，巩固文类地位；同时也符合科学教育的宣传效果。只是为了维持“科幻/科学”相互依存的表象，科幻想像势必收束在现实科学的至高指导下，以吻合既有的科学推论，然而，如果科技发明来自突破现状的创意，那么冀望能从现实科学所推演出的科幻预言里看见未来，无异是缘木求鱼。

面对科幻想像与现实科学的冲突，张系国最初提倡以“奇幻因素”(Fantastic Element)来涵容“科/幻”，“将奇幻因素的范围扩大，可以包括科学的或幻想的，但必须是小说的主导因素”(石静文，1987.11.13)，并表示“如果奇幻因素都这样合乎科学，为什么不干脆称为科幻因素或科学因素呢？这是因为有的奇幻因素并不一定合乎科学，作者也不打算提出合理的解释”(吕应钟、吴岩，2001:4)。自外于科学理则检验的“奇幻因素”声明，透过“命名”的差异，强调“科幻想像”与“现实科学”的分别，点出“科幻”不必依附“科学”的高见。[62]因此其将“幻想小说”纳入“科幻”范畴，指出：“这类科幻小说以幻想为主，科学的成分减少或完全消失”(张系国，1978:3)。凸显以“非科学”因素，创作科幻的可能，还原“科幻想像”的自由。[63]同时对于科幻构思的“科学”提出不同的见解：“科幻小说的构想植基于某些幻想的科学成就。……科幻小说毕竟以幻想为主，并不真正合乎科学理论。所以许多幻想的科学发展只能‘存而不论’，解释多了反而会露出马脚”(张系国，1978:60-61)。强调幻想先行于科学，以“幻想科学”取代“现实科学”，捍卫科幻想像的独立性。[64]

可惜，张系国对“幻想科学”的灼见，在日后却有些为难，也顺俗地改口表示：“科幻小说，重新奇也重幻想，但是不能完全脱离科学”(张系国，1985c:2)。相较于先前对于科幻独立特质的维护，此刻的言论却退缩回到科学的规范中。推究其态度的转变，似乎是对本地科幻场域“科幻分流分众”后，台湾主流科幻论述氛围的妥协。自“倪匡体”科幻传入台湾，成为本土科幻创作的对比，谨守科学也成为“通俗/菁英”科幻创作的界分，在此共识压力下，张系国调整最初对于“幻想小说”的完全包容，改归类为“非传统科幻小说”[65]，并强调“传统科幻小说，仍必须视为科幻小说的主流”(张系国，1988:3)[66]，透露出台湾科幻场域在“菁英划界”后所面临的版图攻防与科幻推广主调下争取言论正当性的妥协。因此，张系国对“奇幻因素”的“非科学性”初衷潜隐伏流[67]，台湾主流科幻论述沉浸在现实科学主导的实用目的中，也只能以扩大科学范畴来减缓非科学的想象冲击，甚或强调“科学精神”来概括科幻的科学性。

2003年科幻研讨会议上，刘人鹏公然质疑主流科幻定义中的“科学”指涉，提出：“科幻的‘科’并不同等于现实科学科技”(刘人鹏，2003)，将科幻的“科”回归到“科幻符码”的语境里。论述甫出，立即冲击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习以为常的“科学/非理性幻想”二元判别的分析模式，也突破“科幻”与“现实科学”根本的扞格，还原文类论述的独立空间。只是，当前知识经济时代对创意工业的需求，又挑起实用主义者对科幻的觊觎，台湾科幻发展的主流趋势依旧承袭“现实科学”主导的思考。以本土科幻平台“倪匡科幻奖”观察，倪幻奖自第四届起，改为“倪匡科幻奖暨2004国科会科普奖”，原本的“论述组”被“科技狂想曲”取代，并增设“国科会科普奖”。此二奖项改由科学领域专家担任评审，与文学场域明显区隔。“科技狂想曲”征文启事规定：“以随笔或札记方式，想象并描述十年后的尖端科技。”叶李华在决审时表示：“为注重实用性，一切推论必须以当今科技为出发点。”十年的想象弹性，说明“现在不可能”；务求实用，又保证“未来一定有可能”，完全契合其早年提出的科幻基本构思二条件。[68]“科技狂想曲”的独立成类，明显预见“现实科学”主导势力的抬头[69]，形成一种确实具备科学基础又能肩负科学预测的科幻类型。然而，对于台湾科幻发展而言，却是屈就实用主义的“倒退”、“堕落”，根深柢固的“科学”印记，仍在主流论述中持续复制着。 

中国风科幻 ▲

(三) 中国风格科幻

“

晓风与张系国对人性的看法，都是基督教式的。……为什么两位中国作家都像西方传统乞取灵感呢？回答也许很简单：赛因斯先生本来是西洋人，而赛因斯先生要迫害的人性，以西洋的观点来作界说，也比较可以针锋相对。

张系国在《超人列传》中，常常借用了中国旧小说及武侠小说的套语。如“可惜他走火入魔，竟如此不通人情”；“身穿黑袍，红面黄须，气概不凡”；“斐人杰明知这是提摩太博士搞的鬼，却无法可施”――俨然是西游记的笔调！这种转借显然用来嘲讽，可是嘲讽便暴露的作者的主观意识，作者的主观意识会减低读者的信任。也许张系国应该完全摆出一副实事求是的客观姿态。(43)

”

颜文指出两篇作品同样以基督教的人性论作为情节的构思，并将此西化倾向归因于科学渊源的合理批判，显然意识到中西文化价值观在文学呈现上的差异，因而特作解释以消解阅读上的疑惑。但是，对于《超人列传》的中国套语，颜文却认为传统小说的语言形式与科幻时空的文本环境不切合，反而减损了读者对于科幻情境的投入。颜文的分析反映了在地文学传统对科幻文类的印象批评，尤其是科学的西方血统与本土文化背景的隔阂，只是颜文的批判倾向应和西化的描写；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却试图开创具备“中国风格”的科幻模式。

处身60年代末期的台湾文学场域氛围与作家身分背景创作倾向[70]，台湾两篇科幻初作，在笔端间皆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然而历经80年代政治环境解严后，“合理化五〇至七〇年代威权高压与国家机器宰制的国族一元论述，已然很难在八〇年代，特别是中后期的政治气氛中被广泛接受”(林建光，131)，“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论战拉锯，激荡在地多元文化场域的形成。在此同时，台湾科幻步入发展的“黄金期”[71]，却相对于台湾文学场域对政治作用解构后的质疑，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仍然标榜“中国风格”的科幻小说，并寄望建立华文科幻创作特色，其中的“中国意识”如何在本地“政治/科幻”的国族认同中定位调适，除了“中国/台湾”政治实体的解读方向[72]，观照科幻落居“中/西”民族文化追求“主体性”的风格意识，也许更能解释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自早期的“在地化”到今日的“全球化”趋势下，乐道“中国风格”创作路线的考虑。

从台湾科幻自我创作意识出现，台湾主流科幻论述极力与西方科幻划清界线，以彰显本土科幻创作价值。张系国曾非议《零》对于西方科幻小说过多的引用[73]，周浩正在评审《深蓝色海洋》也表示：“西方色彩非常强烈，故事叙述的方式也很西方，这点不知算不算缺点”(石静文，1987.11.14)。挑剔西方科幻的模仿痕迹，阻断西化的倾斜，树立本土科幻创作观念。反向面对“中国元素”的尝试，却认为是本土科幻书写创意的展现。因此，张系国评审《傀儡血泪》时，称许：“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成功地将武侠与科幻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它应该可以得奖……站在鼓励结合传统与现代的形式的立场，《傀儡血泪》的尝试值得瞩目、推荐”(朱绸孙，1990.1.5)。陈长房则赞誉《老大姐注视你》：“一般读者如果希望将科幻小说本土化，即在全球都趋向一致的同时，能够将本土性融入小说内来凸显它的地域性，……引用了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故事背景——‘聊斋’，实在非常好”(吴金兰，1994:28-29)。沉浸在“中国风格”的民族意识中，促使文化特质的强调位居文类书写的首要，“中国符号”的呈现，成为台湾主流科幻论述标榜自我价值的快捷方式。然而，“中国风格”路线的择定，实际出于科幻推广的需求，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企图开创本土的“时代文学”，唯有转化科幻的西方印象，才能为在地文学场域所熟悉。

《傀儡血泪》▲

对于科幻新文类推展的阻力，台湾主流科幻论述更在传统文化“科学陌生”的隔阂之外，看见“西化色彩”的阅读障碍。所以“中国风格”的强调，首先运用在迎合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利将科幻引进台湾文学场域里。受限于群众普遍科学知识与兴趣的贫乏，张之杰针对读者排斥科学的心态，指出“科幻小说的民族风格化，是吸引读者阅读的手段”，“增加民族风格，使读者意会到：这是中国人的故事，让民族情感去淡化人们对科学的抗拒心理”(张之杰，1981:10，11)依附既有的阅读习惯，藉由“中国风格”的包装，消弭读者的科学恐惧，并顺势将科学逐步纳入我国文化中。此外，对于“科幻语言”的阅读障碍，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也寄望透过“中国风格”的形塑来建构本土的“科幻语言”。后人(方大铮)表示传统小说里的玄妙名词，“一搬出来，大家就有似曾相识的亲切感，……一讲出来，就理从词生，令人点头称是”，却对于“宇宙飞船，重力加速度，化学原子这类东西，即使搬出这些名词来，大家因为身上没有‘科学细胞’，一时也无从想象”(后人，13)。两者差异并非科幻假想的深奥难解，而是传统小说词汇运用的认知已深植于文化潜意识中，不待解释。

张系国举例中国读者对武侠与科幻的接受态度，表示：

“

西方科幻小说有一套科幻词汇，但是中国读者还不熟悉，又加上对科学的恐惧感、排斥感与无力感，因此不容易接受科幻小说。中国武侠小说有一套武侠词汇。我们读到……不会继续追问合理不合理，也不会产生排斥心理或无力感。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征服了这类的武侠语言。(张系国，1994a: xxvii-xxviii)

”

文类的接受与否，在于读者是否熟悉“文类语言”的解读，唯有结合民族文化的“科幻语言”，才易为本国读者所接受。因此“科幻小说要在中国发扬光大，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中国意识的奇幻因素的开拓，以及中国风味的科幻语言的开展”(张系国，1994a:xxviii)。欲求台湾科幻文学的生根，必须改造西方科幻文类的样式，重新开垦台湾科幻的原生土壤，以建构民族风格的科幻意识与语言。

然而“中国风格”的标榜，更根本的关键在于中西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民族自觉，进而成为华文科幻创作的利基。吕应钟曾在两岸呼吁：“由于东西方生活背景不同，民族意识不同，人民承传的习性有很大的差异，文学表现方式当然不同。因此，要谈创作科幻小说绝不可以西方文学的尺度来框架中国的科幻小说”(吕应钟，1997:87)。对于科幻小说的外来移植，台湾主流科幻论述透过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试图摆脱西化的影响，找到塑造本土风格的立足点。甚至诉诸民族意识的激励，“我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为世界之最，古典文学作品之成就实非西方能比。因此，为何我国不发展自成风格的科幻小说，成为世界科幻潮流中的一股主流？难道要自卑地永远跟在西方科幻作家后面”(吕应钟，1997:87)。受制于现实科学环境的缺陷，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并未着眼在科学的“未来性”上与西方科幻竞争[74]，反而回顾传统文学的民族优越，企图将科幻文类统摄其中，标举“民族性”以转化西方科幻的“文化”隔阂，“自我东方化”的作用，使得创作“中国风格科幻小说”自然地成为台湾主流科幻论述想望的目标。[75]

面对本土科幻的阅读需求与民族文学意识，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寻求具体的创作模式，以彰显科幻创作的“中国风格”。张之杰曾表示当前科幻创作的两条路线，分别是“写实路子”和“传统路子”：前者强调以科幻创作来反映“目前社会”，“虽然在形式上是写若干年后，但真正的意思仍旧落实在现实的例子”；后者“即指传统中国路线，在目前而言，科幻小说仍需追随传统，传统路子具体言之是指与中国事物有关的内容，这样才能脱离欧美科幻小说的路子，避免重复”。“总而言之，落实在现世、本土的层面上，才可以表现自己民族风格的科幻小说”(王美霞，137)。藉由本土立场出发的思想内容改造，达到科幻文类的民族化。其中“写实”路子彻底为“文以载道”所发挥；“传统路子”则开启中国科幻史的文化溯源。

《海王》利用亚特兰蒂斯神话 ▲

1982年科幻小说座谈会上，与会学者追溯科幻小说与神话、历史之间的联系，从西方科幻的借鉴中[76]，提出朝向传统文化发掘科幻素材的创作途径，戴维扬指出：“我们要中国的科幻小说发达，大可借用中国的神话，这样比较能接上我们的传统”。黄海也附议：“重视中国历史、神话是我们将来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方向”。杨万运则认为中国传统的幻想作品与科幻小说有相同的幻想本质，“如我们能仔细的把中国的幻想作品整理一下，或可用来做将来发展我国科幻小说的资料”(邱彦明，1982:236，238，245)。将民族特征的展现，实际地寄托在本国神话、历史与传统文学的运用上，混融了新文类形式与旧传统内容的书写模式，形成中国风格科幻小说；同时对于文化素材进行科幻诠释的溯源，也开启“中国科幻史”的根源探究，为外来的科幻文类接续上传统文学的脉落，“回到中国古早的神话去找我们的根”(邱彦明，1982:236)，区隔于西方科幻的移植影响，深究中国科幻的文化根基。

此外，相对于就既有的文学传统复制中国风格，张系国认为中国科幻尚处于开创初期，必须“在实际创作的过程中，逐渐推展出中国科幻小说的独特风貌”(张系国，1985a:1)。虽为“中国风格”保留了开放性的空间，却也着眼中国读者的阅读喜好，提出中国科幻可能的面貌，因而指出“情义的理想在中国维持最久，假如有突破性的科幻作品，一定也会跟它结合起来。科幻小说不一定会采用历史小说的形式，但中国人需要的东西会进去的”(吕学海、吕维琴，1983:132)。揭示“情义”的表现为中国文学创作的特质，结合“情义”的科幻小说，不但易为国人所接受，也能在科幻创作上另辟新径。

然而，“中国风格”的鼓吹，虽然褪去科幻文类的西化印象，却也导致科幻视野从开放性面向偏转为写实的观照，座落在民族文学的表象下“科幻文类”与“文化传统”本质的冲突更加尖锐，继而引发不同的声浪。其一是科幻文类“新奇感”的减损。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科幻创作迁就民族文化背景固然有助于新文类的生根，只是过度依赖既有符码的解读，反而先行地制约了科幻文学的创造性。陈思和即批评张系国的“情义说”表示：“‘情’与‘义’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伦关系的核心，也是中国人思维模式中最习熟的文化语码，科幻小说一旦溶合了情义传统，它的陌生化效果顿失，科幻的色彩也随之淡化”(296-297)。科幻创作本以非写实的幻想见长，若是反复操演传统小说的叙事，恐将自囿于现实的窠臼，纵然顾及科幻内容的可读性，却也丧失科幻文类创新的潜力，造成民族意识主导创作构思的窘况。

《星云组曲》▲

再者，“中国风格”强烈的民族情感，也阻碍了科幻情境的开拓。“中国风格”的创作要求对于建立民族特色科幻小说有其贡献；然而面对科幻文类开放性的空间想象，鲜明的国族本位反而凸显创作视野的局促。李欧梵在《星云组曲》序言中道：

“

我觉得张系国的“思乡病”和‘中国情义结”已经延展到他笔下的未来世界中去了，《星云组曲》人物的感情和人际关系，多少都有点中国味道，……张系国对于未来世界里的中国社会，并没有批判的很厉害，而且，还在相当的程度下肯定了某些中国现存的价值观念。这一个“中国结”，是否在科幻小说的艺术领域中也有存在的价值？张系国突破了写实的框框，但是能否超越中国？(张系国，1980:7-8)

”

张系国的科幻创作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却在思想意识上保留了“中国味道”，固然一方面是袭用传统典故的客观描写；另一方面却也透露作者“文以载道”时的民族思维，因而身处未来社会仍然显见“中国”民族性格。刻意营造的“中国风格”，在某种程度上羁绊了科幻文类的想象与自身立场的批判。[77]“自我东方化”的潜在意识，反而将“文化中国”形塑成未来时空中欲望投射的“实体中国”。

尽管“中国风格”政治无意识的解构，证明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自我东方化”的天真与局限，然而在建构本土科幻的目标下，为了抵挡科幻小说外来书写势力的压迫，确立本土科幻创作的主体性，揭举中国风格的创作要求，适足以民族文化后盾来舒缓科学焦虑的无力感；透过文化共识为号召也易凝聚华文科幻论述的响应。无可讳言“中国”标签对台湾本土政治历史具有相当的敏感性，同质整体的国族想象更难以适应在地的多元政论，但是台湾主流科幻论述面对不可避免的西方科幻的假想“他者”，采取“以中化西”的文化对抗策略也就能够理解。再审视今日“全球化”潮流，殊不见电影“卧虎藏龙”与“霹雳木偶戏”正是在全球文化趋同现象下，以民族文化元素彰显“在地化”特质的科幻典范。“中国风格”的意义，不该拘泥在政治实体或地理空间的投射，也非现存价值观念的再现，而是正在形塑新生的文化意识，套用王德威提出的：“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4)。“中国符号”的引用，也只是塑造“中国风格”科幻小说的其一成分与开端，而非既有印象的再制。

《卧虎藏龙》▲

结语

回顾台湾文学场域的科幻发展，科幻文类自始即被台湾主流科幻论述怀抱着实用目的而收编，自我区隔于次文化的通俗性，以建构“本土科幻”为名，试图塑造“正统”的“菁英科幻”类型，针对“想象读者”推广新的“知识文类”，因而带动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阐发。标举“时代文学”的旗帜下，台湾主流科幻论述以未来文学主流与科学启蒙教育来争取科幻的文学定位，却导致科幻文类僵固在“形塑经典”的想象中，面对既存的通俗科幻，只好采取排他性的思考策略进行文类改造，并透过科幻奖与反复批判来巩固指导路线的正确。然而“正统/通俗”文学阅读法则的根本矛盾，牵制了科幻议题的开展，台湾主流科幻论述转向要求文类创作的“正当性”，因此在文学位阶上力求与“主流文学”齐驱；在科学叙述上谨守“现实科学”规范；在文学建设上坚持“中国风格”的民族特征，以严肃态度刻画出“本土科幻”的范型，却也积习成常掣肘科幻论述的灵动应变。

台湾主流科幻论述去脉络化的操作，引发了其他菁英对主流论述的离心，尤其面对“后现代”文学思潮的推澜与性别论述的反思重构，更加凸显科幻文类的擅场特质，驰骋脱缰不羁的想象变化，翻转主流科幻的既存模式。奇幻文学的冲击，也刺激主流科幻论述的反省，突破僵固的科学界域，科幻论述容纳跨文类、跨学科的对话，在科幻场域中展露异质多元的新貌。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合时调整，新兴科幻论述的崛起活跃，兼容运作在台湾科幻论坛上激荡发声，吸纳修正，共同推进台湾科幻论述的建构发展。

注释

[48] 刘人鹏认为：“在这个定义框架里，观念范畴其实只有现成割裂的理想‘科学’与‘文学’，还看不到‘科幻’自己到底是什么”(刘人鹏，2003)。

[49] 此类言论如：吕金驳：“科幻文学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也能引导人们的科学思想”(吕金驳，1979a:28)。后人(方大铮)“欧美社会里，增加‘科学人口’的基本因素，便是‘科学幻想小说的存在’。……欧美的‘科学人口’，是从科学幻想小说里训练出来的”(7-8)。张系国：“为什么要办科幻杂志？分析到最后，仍然是为了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张系国，1989:11)。与晚清时期提倡“科学小说”的言论如出一辙。

[50] 白瑞梅、刘人鹏表示，科幻论述中要求合理想象的“科学”，只是种“写实性的再现”。实际上是“将‘想象’臣属于现实的既定范畴”，“以现实的‘可能性’来宽容或衡量‘想象’的合理性”，“而没有将现成的‘现实’问题化”(85)。

[51] 蒋淑贞指出2003年交大举办“科幻学术会议”，是基于“当前我国科技研究亟待转型”，教育方针趋向“创意人才的培育”，科幻文学被视为创意人才养成的“快捷方式”，因而获得学术机构的支持(蒋淑贞61)。而由叶李华主导的交大科幻中心，也被视为现今台湾科幻发展的新基地，积极促进台湾科幻运动。

[52] 典型字面解释，将“科幻小说”逐字切割界说，成为科幻定义的起点。李逆熵所言“顾名思义，科幻小说是‘科学+幻想+小说’的结晶品”(李逆熵，101)。据此，“科幻”要素的比例调配说法应运而生，叶李华扼要归结为：“最合理的比例，我以为大约是１：１：２（刚好是字数比）” (吕坚平，115)。表象上字字兼顾的科幻定义，实质上却忽略了各要素间渗透融合的可能，也为各要素预设了某种既有的判断基准，套入式的成分组合，无法将各要素“问题化”。

[53] 吕应钟认为推广科幻创作，须以建构科幻理论为先，“光是译介外国科幻小说，并不能使一般人产生科幻观念，要使科幻在国内生根，须先由介绍科幻文学着手，换言之，先灌输科幻观念，使国人明了何谓科幻，明了科幻文学的时代意义，然后才能进一步培养科幻文学的兴趣”(吕应钟，1979a:32)。然而，以理念指导取代文本阅读，以实用目的取代娱乐动机，尽脱科幻的通俗性，展现其对科幻实际功能的想望。

[54] 对于“SF”的通称，显现出西方科幻文类发展的多元性，而非拘执于“Science Fiction”的科学想象。例如：“Science Fantasy”、“Scientific Fantasy”在字面上松动了严肃的“Science”要求；“Speculative Fantasy”、“Structural Fabulation”更彻底脱离“Science”的束缚。然而，中文“科幻”一词却无此便利，“名实相符”反而成为定义时的障碍。

[55] 将台湾科幻发展对应于西方科幻历史的分期，台湾科幻出现于“新浪潮”(60s中-70s中)阶段，成形于“赛伯朋克”(70s中-)阶段，无论是对“科学”叛离的觉醒或是重返高科技场景，台湾科幻评论者皆可自西方创作中获得参考；然而实际上，台湾主流科幻在“科学内容”上，仍偏好西方前期“黄金时代”(30s-60s)对“科学”创作的热衷，此迹象可从台湾科幻提倡者在引荐西方译作的多元选择中，独厚西方科幻三大师(海莱因、克拉克、艾西莫夫)作品得知。西方科幻发展分期参见吴岩《西方科幻小说发展的四个阶段》。

[56] 2001-2005年雨果奖长篇小说奖，除2003年由Robert J. Sawyer的科幻小说《原始人类》(Hominids)获奖外，其余皆为奇幻小说，分别是2001年J.K. Rowling的《哈利波特•火杯的考验》(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2002年Neil Gaiman的《美国诸神》(American Gods)，2004年Lois McMaster Bujold的《灵魂骑士》(Paladin of Souls)和2005年Susanna Clarke的《强纳森•斯传吉与诺瑞尔先生》(Jonathan Strange and Mr. Norrell)。

[57] 蒋淑贞指出台湾主流科幻对于“科幻”帮助“科教”的“误解”，“信心来自于科学在知识位阶上的崇高”(蒋淑贞，68)。

[58] 向鸿全指出台湾女作家创作科幻的情况：“许多科幻选集中，女作家往往在数量上远远不如男作家”，“除了平路与洪凌属于多产的科幻作家外，其余作家的科幻之作如放在自身的写作脉落来看，仍然多属于点缀或即兴之作”(向鸿全，2003b:240)。

[59] 早期台湾科幻提倡者如张系国、沈君山、吕应钟等人皆为科学专业领域出身，形成以科学家主导的科幻集团，更巩固与现实科学的交感。以“文学”出身者居相对少数，其中黄海较为活跃，虽然不似“科学家”强调“科学正统”，然而观其论述:“当然，能够精通或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是再好不过的，即使没有，你必须喜欢”(黄海，1979:28)。仍透露对于科幻创作中“科学”背景的向往。

[60] 该专辑两篇评论，有放眼跨时空类种，提出对未来“两性”关系的定位检讨(陈汉平，1990:13)；但也有以“生理本能”出发，强调“‘男女有别’是永远的真，……所谓‘中性社会’并不包括生理的差异”(赖金男，17)的传统阐述，显示了当时“性别观念”的过渡转变。

[61] 颜元叔指出：“《潘度娜》全篇，除掉制造潘度娜这一惊人情节之外，其他的环境细节，如食衣住行各项，都和廿世纪的今天没有两样”(43)。未来科技未能同步发展的矛盾，成为读者阅读的疑惑；至于“空气垫汽车”的假想，并非出于现实科学发展的推论，而是期待变化的想象。

[62] 对于“奇幻因素”与“科幻小说”命名逻辑上的矛盾。当初王建元曾提议建立文类“不要用科学这个字，科学很容易引起误解”，张系国响应“有些工具约定俗成以后就沿用下去了；当初解释过一次，后来就无须再解释，虽然基本上它是违反科学的一种工具，可是仍然用了”(吕学海、吕维琴，1983:141)。可惜，对于“科幻”名称的后出诠释淹没了定名时的初衷，反而积非成是造成误解。

[63] 张系国将此种“幻想小说”又细分三类：“乌托邦科幻小说”、“鸳鸯科幻小说”与“文艺科幻小说”或“正宗的幻想小说”(张系国，1978:3)。虽然后缀“科幻小说”，却无关“科学”，恢弘的定名，为科幻小说在“科学”与“非理性幻想”的二元对立之外，保留不从“科学”入手的创作空间。

[64] 张系国反对将“现实科学”当作科幻的要素，而是采用“从科学上推来的一些约定俗成的工具”作为科幻中的“科学成分”(吕学海、吕维琴，1983:142)。不受科学正确性的约束，甚至反驳“既然违反科学，为什么还叫它作科学幻想小说？”的说法，是“企图占有主流地位”者，对科幻小说本身次文化“离经叛道”的“倒退”、“堕落”(同上，125)。

[65] 张系国后来将其一贯的宽广定义再细分，“只要有奇幻因素，并且奇幻因素能在故事里产生主导作用，都视为科幻小说。不过，在这较宽广的定义之内，我们仍可区分开比较传统的科幻小说，以及科幻性较弱的科幻小说”，而科幻性较弱的科幻小说，就被归类为“非传统科幻小说”(张系国，1988:2)。幻想小说亦改归属此类。

[66] 张系国虽然在论述“科学因素”上让步，但并未因此摒弃“非科学”的创作，反而是内敛地收藏在小说选集中，暗留生机，其道：“这就是为什么科幻小说奖一再强调传统小说，而科幻小说选集则采取兼容并蓄的编选方针”(张系国，1988:3)。

[67] 1994年幼狮科幻奖评审时，张系国即分别使用“奇幻因素”与“科幻因素”评述，又似以“新奇的科幻因素”来重新定义“奇幻因素”，造成审查会议上的困惑；只是过程中刻意独立出“奇幻因素”，嘉许“奇幻因素又不违背科学，因此面面俱到”的双重肯定，还是流露了最初对科幻创作“非科学”的“奇幻因素”的认可；只是在不同的处境脉落下，“科学正确”成为审查的优先考虑。

[68] 甚且在“科技狂想曲”决审会议上“人性考虑”、“科学根据”再次成为评审的标准，俨然是台湾主流科幻论述的翻版，只是这次却是理直气壮地应用在“现实科学”推论的创作上，无疑验证了历来“科幻”论述实以“现实科学”为主导。

[69] 台湾科幻场域继张系国带领风潮后，1997年起交棒叶李华持续推动本土科幻发展。两人对科幻的“科学认知”明显不同，“作为一个科幻推广者，叶李华最大的核心信念是：透过科幻推广科学精神”(金多诚，2000)，因而秉持“科学衍生科幻，科幻延伸科学”(《科科网》<http://scisci.nctu.edu.tw/>)的宗旨，同时推广科幻与科普。

[70] 依据马森对台湾小说家的区分，张晓风(1941年生，籍贯江苏)与张系国(1944年生，籍贯四川)二人皆属于“台湾熔炉第二代(一九四0至一九四九年出生者)”，“但是没有人认为外省籍的作家是‘乡土小说’家”，“在外省籍作家不可避免地保有了‘中国结’的情况下”(182)，二人行文间自然流露“中国意识”的国族认同。

[71] 依据傅吉毅的分期，1980-1994年期间为台湾科幻发展的“黄金期”(34)。

[72] 林建光认为在80年代“统/独”、“中国/本土”论争中，“张系国、黄海属于中国国族意识相当明显的统派政治科幻小说家”(133)。

[73] 张系国认为《零》“这个故事不少的构想、灵感来自其他的科幻名著”，“借用很多别的作品的情节”(丘彦明，1981:12，33)，在科幻创意上较显不足。

[74] 向鸿全认为中国近代史上误将“现代化”等同“西化”的偏执，导致“民族自卑情节”的现象，似乎在华文科幻面对“科学/西方”与“想象/中国”两端点摆荡时重演(向鸿全，2001)。或许因此，华文科幻回避“科幻想像”的创新，选择以民族文学的书写方向来凸显本土科幻的特质。

[75] 张系国曾就发展民族文学指出：“民族文学必须同时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求变求新，发挥最大的创造力，或许真能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为廿世纪的中国文学放一异彩”(张系国，1974:83)，对应其积极提倡“科幻小说”，展现了寄望科幻新文类发扬民族意识的文学理想。

[76] 会议中提及韦尔斯从历史神话的观点写作科幻，艾西莫夫取法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创作《帝国三部曲》，卢卡斯以编织现代神话的立场，拍摄《星际大战》等成功实例，鼓励中国作家结合本国神话、历史，发展中国风格科幻小说。

[77] 林建光指出“一旦作品沦为投射作者思乡情怀的屏幕，他的历史敏锐度常常会大打折扣，不论这个‘乡’指的是台湾或中国，或任何想象社群”(138)。片面的国族立场将导致未来想象沦为既有意识形态的延续，耗损科幻文类想象的开拓性。因此“具‘中国风味’的科幻小说削弱了作品里的批判力道”(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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